包法利夫人电影讲了什么(包法利夫人电影达达兔)

包法利夫人》讲述了一个叫爱玛的女人，她虽出身农家，却自幼受到修道院里大家闺秀式的教育，不仅学过刺绣，还会弹钢琴，会素描画，并且对爱情小说有着狂热的追求。而夏尔·包法利则对爱玛一见钟情，他被爱玛的美貌撩拨到神魂颠倒。

她的神情也是一会高兴，就圆睁双眸，目光纯洁无暇，接着就垂下眼帘，神色怏怏，心思游移不定。

从这里可以看出爱玛的两个特点：第一个特点是她长得漂亮可爱，美目盼兮；第二个特点就是比较爱幻想，思想来得快，去得也快。这也充分表现了一个年轻美丽又有点爱幻想和憧憬。爱玛身上的这种爱幻想和虚无的浪漫主义特质也为她日后的悲剧埋下了伏笔爱玛的悲剧在与夏尔结婚后得到了逐渐的显现，她发现一个让自己无法接受的现实：她曾以为是爱夏尔的，然而婚后并没有感到来自爱情的幸福。她想要的那些“幸福、忘情、狂热”都不曾出现。

从而也可以看出：爱玛是一个极度自我，重视自己个人感受的人，对于她来说她能感知的世界就是全部。而这在她参加完舞会，对男爵生出好感后，变得更变本加厉。

有时她爱发表些不可思议的见解，别人称赞的，她偏要横加指责，别人厌恶的，她偏要表示赞赏。她恨那些见过的女人，腰比她粗，举止比她俗，可她们是公爵夫人，她渴望灯红酒绿的生活，渴望假面舞会，渴望不拘形迹的欢乐以及欢乐带给她带来不曾经历过的疯狂。

而从这段话中可以看出生性浪漫的爱玛有三个潜在的利己主义和肆无忌惮的任性：

唱反调。这从她爱发表不同意见可以看出来，但凡别人认同的，她都反对，别人不认可的，她觉得理所当然。从表面上看这种心理似乎是一种逆反，而从深层分析来看是爱玛对于幻想与现实失衡的一种反抗和抵制。换句话说，如果爱玛不能从现实上去改变，那么就用自己的意志力去假装一切都是按自己的想象存在。

攀比心。自打爱玛参加完上流社会的舞会后，她就产生了严重的心理不平衡，论美貌和谈吐、气质，她都优于那些公爵夫人。这令她产生了一种忿忿不平，她那么美丽、浪漫、纯情却没有拥有帅气、风度翩翩的丈夫，也不曾有浪漫、浮华和流光溢彩的生活，这令爱玛感到痛苦和绝望，这也是爱玛经常与别人攀比后的虚荣心所导致。
《包法利夫人》---法国 福楼拜 著

小说描写的是一位小资产阶级妇女, 因为不满意夫妻生活平淡无奇而和别人通奸，最终因此身败名裂，服毒自杀的故事。这里写的是一个无论在生活里还是在文学作品中都很常见的桃色事件，但是作者的笔触感知到的是旁人尚未涉及的敏感区域，同时很细腻地描写了主人公情感演化堕落的过程，其实最主要的还是作者努力要从根本上找寻这种事件的社会根源。 《包法利夫人》主要以包法利夫人的爱情纠葛为线索，通过包法利夫人与丈夫包法利的婚姻关系，与莱昂，罗多夫的奸情，成功地把包法利夫人刻画成淫荡，爱慕虚荣，不负责任的女人。小说没有跌宕起伏的情节，也没有复杂的结构，主要以包法利夫妇的生活圈为小说的舞台，就反映了一个时代的现象。包法利从一出场就是一个没主见，没能耐又不思进取的男人，他的一生都是活在他人的摆布下。学医，并不是他自己决定的，或者他本来就有自己的理想。由于他的堕落，他多花了五年的时间才通过医生成绩考试。他娶了一个相貌丑陋，骨瘦如柴的四十五岁的寡妇做老婆，只因为她一年又一千二百法郎上的不错收入。他以为一结婚，生活条件就会变好，家里的钱，就可以随便花费。可没想到当家作主的依然是他老婆，他的一切言行举止都受老婆的限制。可见包法利根本就没有正确的婚姻观念，他的婚姻完全是一宗金钱的交易。做男人做到如此无自尊，简直是男人们的悲哀。也正是他对婚姻没有正确的态度，导致艾玛的红杏出墙，这是后话。艾洛伊丝死后，包法利娶了艾玛，过上了有爱情的生活。但是这种爱情是畸形的。艾玛的数不清的琐事都让他不断地感到幸福，他终于有了夫以妻贵的感觉。但是，他只沉浸于他个人的幸福里，没有真正的了解过他的妻子是否也像他一样幸福。他反应和感觉都很迟钝，甚至在艾玛为他吟诵情诗的时候也一如既往的无动于衷。艾玛死后，他才发现原来他深爱的女人并不是他想象中那样圣洁美丽，她背着他先后与两个男人通奸!而他竟然什么都不知道！这就可以看出，包法利根本没有从心底去了解他的妻子。到底她所要的幸福是什么？他的后知后觉，他的无动于衷，他的孤陋寡闻，他的不求上进都让艾玛感到孤独;他医学技术不过硬，却受他人怂恿，为伊利波特做矫正畸形足的手术，致使伊利波特失去了一条腿！这使艾玛觉得很丢脸，才会计划和她的情人罗多夫私奔。假如包法利有情趣，有主见，努力上进，不在看书的时候睡大觉，他应该是一个好丈夫，好医生，艾玛也不会因为孤独，厌恶而去偷情。爱情破裂，是双方面的责任。且不说艾玛不安分守己，从包法利上看，没有尽到丈夫对妻子的关心和给她带来欢乐的责任，没有让艾玛感到幸福。在浪漫的法国当时的现实中，艾玛出去偷情是很顺理成章的事情。所以说，对于妻子出轨，包法利是负有很大的责任的。艾玛死后，包法利没有对他的情敌产生怨恨，认为这是命，这是懦夫的表现。自己的妻子与人通奸，他竟然还沉得住气，简直没自尊，是个窝囊废！包法利还是一个不负责任的父亲。他沉溺于个人的幸福与悲痛中致死，留下了年幼的女儿贝尔特，终使她沦落为纺纱厂童工。他的死，并没有让我感受到他对艾玛至死不渝的爱，反而让我感到他是在逃避责任。巨额的贷款谁来还？年幼的女儿谁抚养？即使一个人的天空黑暗了，也不能让他人的天空也布满乌云，同受牵连啊。她应该有个快乐的童年。与安分守己的包法利相比，艾玛，也就是包法利夫人是个不安现状，爱慕虚荣，淫荡，同时也追求真爱的女人。艾玛不安于现状，她相信包法利的出现也许会带来刺激，足以使她得到那种可望而不可即的爱情。然而刚结婚她就后悔了：“上帝啊！我怎么要结婚呀？”她本可以遇见另外一个男人，想想她在毕业典礼上是多么受男宾们的欢迎啊，但现在，她的生活，烦闷得像一只正在她内心各个黑暗角落结网默默无言的蜘蛛，凄凉如同天窗朝北的北楼。“爱玛归理抽屉，不小心手指被什么东西扎了一下。原来是她的结婚花束上的铁丝。……她拿起花束扔进火里。……爱玛看着它烧。……纸花瓣慢慢卷曲，像一只只黑蝴蝶贴着炉膛壁飞舞，最后从烟囱里飞走了。”婚姻，对于一个女人来说，是慎重的，是一辈子的。但从艾玛对待礼花上的态度来看，她对这桩婚姻并不在乎。沃比萨的舞会使她的心一经富贵熏染，再也不肯褪色。她厌倦现在清贫的生活，羡慕上流社会的奢侈放浪的生活。她美丽，她举止优雅，她可以跳出火坑，追求浮华的生活。 乔迁荣镇，从遇到了与她有共同话题的莱昂起，她在思想上就已经背叛了婚姻。在频繁的交谈中,包法利夫人发现自己渐渐爱上了这个年轻人，甚至也想过与莱昂一起私奔。她知道莱昂是爱她的，可不敢向爱玛袒露自己的心迹，她在莱昂离开之后才后悔没有挽留他。这场爱情还没来得及开始就结束了。为此，包法利夫人大病一场。三年后的重遇，使他们旧情复燃，只是，那时的艾玛已不是当年还会顾忌礼教的艾玛了，经过与罗多夫的爱情，她已经淫荡成性。当然，三年来，莱昂常与轻浮子弟为伍，畏惧心理，早已消磨殆尽。艾玛为了她的情人，疯狂签票据，最终她积债如山，陷入身败名裂的绝境。莱昂走后，多情的情场老手罗多夫走进艾玛的生活。罗多尔夫的尽花言巧语令艾玛神魂颠倒，她的虚荣心迅速膨胀起来。一开始爱玛有过犹豫，但在罗多尔夫一波又一波的攻势下，她臣服了，爱玛觉得自己终于找到了小说中向往的生活，感到既刺激又欣喜。当包法利为伊利波特做矫正畸形足的手术失败后，爱玛无面目兼任了，她觉得这是一种耻辱。于是顺水推舟，下定决心抛弃眼下的生活，和罗多尔夫双宿双飞时。但是罗多夫退缩了。为了一个有夫之妇，背井离乡，还要背上一个女儿的包袱，他觉得不值得。一切都是逢场做戏罢了。他狠心的写下了一封信，可笑的事文字中完美的掩饰着自身的疲倦，反之把一切都归咎于"命运"二字，极力地推卸责任。他无情的走了，好像一切都没发生过似的走了。爱玛崩溃了，从此一蹶不振。她对曾经的每一段爱情都付出她的真心与热情，但是后来无情的现实告诉她：他们都只是玩弄她，贪图她的美貌而已。而她却总是天真的以为找到了爱情，找到了幸福。她为了她的情人们她积债如山，陷入身败名裂的绝境，却没有谁肯出来帮她!在这一刻，危及自身利益的时候，世间丑态在艾玛的眼前展露无遗。她绝望了，走投无路了，只有选择死亡。 沉思良久，发现这部小说反映了当时法国资本主义社会的三个现象。一、金钱交易的婚姻与爱情　有人说钱是万能的，只要有钱就什么都能买到，甚至是感情。包法利的第一次婚姻就是一个很好的佐证。因为艾洛伊丝一年有一千二百法郎的不错收入，包法利的母亲极力撮合，使这个寡妇成了包法利第一任夫人。后因艾洛伊丝的公证人潜逃，她的公婆就欺负她。前后她的势力与地位发生强烈的变化。有钱时，这个家有她做主，一切她说了算，破产时，她像是撒谎了，被公婆欺负。同样艾玛跟她的两个情人的爱情也始终与金钱挂钩。包法利爱他的妻子，那又怎样？他的无能和怯懦已经让他的爱变得一文不值，甚至有点烦人。而他的情人们却因有才华或财产备受她的青睐。她爱他们，不过，更确切点说，应该是爱他们的金钱交易得来的刺激和快感。这反映了当时社会的金钱婚姻打败爱情婚姻。金钱社会成就金钱婚姻，当两个人为了利益而在一起时，关系只是一种交易，没有真正的感情，这不能不说是一种社会的悲哀。找一个有钱的老婆，她会看不起你，每天指使你做这个做那个，男人就会没了自尊，女人看到如此没有出息的男人会越来越不顺眼。这样的婚姻不会持久。　　有钱男人会把女人当成玩偶，没有任何感情因素，玩完一个再去找新的女人。这对于女性来说是极度不公平的现象。这个社会，只因有金钱的交易，人间才会缺乏真情。　二、道德的沦丧艾玛一次次的出轨，背叛她的家庭，一味地追求自以为是的爱情，是极度不负责任的行为。到死她都没有说过一生对不起。她将一个家庭，即使是没有爱情的家庭，破坏得支离破碎，将自己的快乐寄托在别人的痛苦之上，这是不道德的做法。她把自己的婚姻没有了爱情的一面表现出给人看，并把它作为出轨合法化的籍口，转成被同情的对象。每个人都应该有人性与道德观念。成立一个家庭，生儿育女并非一时冲动，如果没有经过深思熟虑的话，他为什么要答应包法利的求婚呢？结婚了，就应该对家庭忠诚，如果对婚姻不满意，她完全可以离婚，去追求她所谓的幸福。但是，她背着她的善良的老公，不管包法利的颜面和声誉，不关心女儿的成长环境，多次抛弃道德的底线，与情夫媾和，是可耻的。婚姻是需要双方互相呵护和尊重的，艾玛那爱慕虚荣的心已经使她的道德沦丧了。她不再在乎他人对自己的看法，不再像以前那样把自己装成一个贤妻良母。虚伪的爱情蒙蔽了她的眼睛，使她分不清是非，找不到道德的底线。三、对宗教的猥亵小说中对奥默和神父的描写透露出一种宗教文化，他们的一些话真实深刻地揭露了当时社会的宗教现象。宗教本来是给人一种精神支持与精神寄托的，但在小说中，我们不难发现，基督教已经成为假模假式，装腔作势的借口。对当时的信徒来说，奥默是是一个固执的宗教反动派，但作者却把他刻画成真正虔诚的信徒，这样就使他和其他的所谓的宗教工作者形成一个鲜明的对比，披露了虚伪的人以基督教为幌子，做违心的事情。他按照自己的准则，把教士比作哪里有死亡气味，就往那里飞的乌鸦。他一看见教士，心里就感到不舒服，因为他们的道袍使他联想到裹尸布，他憎恶前者，多少是因为他惧怕后者。奥默先生毫不掩饰自己对宗教的真实看法。他对于基督教的信仰不拘泥于教堂里的银盘、圣水，不被世面上教派、组织人为篡改过的经书所规范住。他坚信对上帝的信奉是藏在心里的，做礼拜也不是形式上的而应放在心上随时随地都可以做得到的。相比之下，神父，作为一名宗教事务的工作者，却总是拿出条条框框的经书条文来在人前炫耀，总是摆出一套套空洞的完全不实际的说教辞，他的信仰是死板的、盲目的，是利己的，带有功利性。福楼拜正是通过文学作品讽刺了当时社会的宗教腐败，批判了残害人性、腐蚀人的灵魂甚至吞噬人的资本主义社会的罪恶本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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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米兰·昆德拉有一句流传很广的名言，大意是，直到福楼拜的出现，小说才终于赶上了诗歌。众所周知，欧洲的小说最早是从叙事长诗中分化出来的。也就是说，叙事诗中描述事件进程的部分被剥离出来，渐渐成为一种专门的说故事的体裁。小说的诞生使诗歌失去了“叙事”的天然权利，而较多地从事抒情。然而，与诗歌这种古老的艺术相比，小说的幼稚是毋庸置疑的。它长期以来遭受冷落与歧视也就不足为怪了。在我看来，小说的不成熟，除了它作为一门专门的艺术尚未得到充分的发育之外，更重要的是，它与诗歌的关系十分暧昧，没有摆脱对于诗歌母体的依赖。它自身特殊而严格的文体上的规定性在相当长的时间内未能形成。早期小说的故事性到是大大增强了，然而诗歌也可以讲故事，而且一度讲得很好，那么小说与叙事诗的差别究竟在哪儿？甚至就连小说艺术的评价尺度，也是从诗歌那里借用过来的。一个最明显的例子是，直到今天，我们在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史诗”的风范依旧是小说的最高评判标准。这就好比说，在小说的园地里获得成就，却要到诗歌的国度去领受奖赏。

　　福楼拜的出现是具有划时代意义的，而《包法利夫人》更被认为是“新艺术的法典”，一部“最完美的小说”，“在文坛产生了革命性的后果”。波德莱尔、圣伯父、左拉等人纷纷给予这部作品极高的评价。由于这部作品的问世，福楼拜在一夜之间成为足可与巴尔扎克、司汤达尔比肩的小说大师，举世公认的杰出的文体家。福楼拜的巨大声誉在相当程度上是因为《包法利夫人》无懈可击的文体成就。到了本世纪初，福楼拜的影响与日俱增，现代主义的小说家也把他奉为始祖与楷模，尤其是50年代后的法国“新小说”，对福楼拜更是推崇备至，他们认为正是福楼拜使小说获得了与诗歌并驾齐驱的地位。新小说的重要代表阿兰·罗布－格里耶为了进行所谓的文学变革，将福楼拜看成叙事艺术上真正的导师和启蒙者，甚至把福楼拜视为巴尔扎克的对立面，对巴尔扎克似的“过时的”写作方式展开彻底地批判和清算。那么，《包法利夫人》在文体和叙事上究竟取得怎样不同凡响的成就，对于小说的发展又起到了怎样的作用呢？

　　《包法利夫人》上卷的第一小结是采用第一人称来叙事故事的。从第二小结开始直至作品结束用的是第三人称。这部作品的第一行出现了这样一个句子：“我们正上自习，校长进来了，后面跟着一个没有穿制服的新生和一个端着一张大书桌的校工。”

　　在这里，“我们”这个词可不是随便写写的，它的意义非同一般。诸位不妨回忆一下巴尔扎克的小说通常是如何开头的。比如说：“路易·朗贝尔于1797年生于旺代省的一个小镇蒙特瓦尔，他的父亲在那里经营着一所不起眼的制革厂”（巴尔扎克《路易·朗贝尔于》）。有人曾针对这个开头提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谁在讲述这个故事呢？是作者吗？作者的语调为什么那么不容置疑？他为什么会无所不知？当然，并不是每一位小说读者都会提出这样的问题，但是这种坚定、明确、无所不知的语调显示出作者凌驾于故事、读者之上，当属没有疑问。而且这种口吻尚未完全摆脱口头故事的讲述形式。如果有人针对《包法利夫人》提出同样的问题：谁在讲述《包法利夫人》的故事？答案是“我们”；讲述者是如何知道的？答案是 “我们看到了”；而且叙事者在“看到”的同时，读者也看到了。故事展开的时间与读者阅读的时间是同步的（在巴尔扎克那里，故事早就发生过了），这样一来，作者一下子把读者带入到事件的现场，相对于巴尔扎克，这里的故事显然更具有逼真的效果。用今天的眼光来看，类似的第一人称叙事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玩艺儿，可在当时，福楼拜所跨出的这一小步，其意义却不同寻常。而且我认为福楼拜在文体上的贡献当然不只是人称的变化。在这种变化的背后，一种完全不同于雨果、司汤达、巴尔扎克的叙事方式真正确立了起来，在福楼拜的笔下，以往全知的叙事视角受到了严格的限制：作者不再站在无所不知的立场，模仿上帝的口吻说话；不会随时从叙事中“现身”，对作品的人物、主题展开评述，提供意义；不再拥有将自己的思想和倾向强加给读者的特权。

　　福楼拜是欧洲文学史上最早的要求作者退出小说，并开始在实践中成功实现这一信条的作家之一。他要求叙事排除一切的主观抒情，排除作者的声音，让事实展现它自己。他认为作者的意图和倾向，如果让读者模模糊糊地感觉和猜测到，都是不允许的；文学作品的每一个段落，每一个字句都不应有一点点作者观念的痕迹。正如他的学生莫泊桑所说的那样，福楼拜总是在作品中“深深地隐藏自己，像木偶戏演员那样小心翼翼地遮掩着自己手中的提线，尽可能不让观众觉察出他的声音”。福楼拜在给乔治·桑的信中也曾这样写到：“说到我对于艺术的理想，我认为就不该暴露自己，艺术家不该在他的作品里露面，就像上帝不该在大自然里露面。”法国学者布吕纳曾敏锐地指出，“在法国小说史里，《包法利夫人》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它说明某些东西的结束和某些东西的开始。”我们从后来的罗兰·巴特、德里达等人的叙事理论中都可以清晰地听到福楼拜的声音。如果说欧洲小说文体变革的历史，可以像布思所描述的那样，被看成是作者的声音不断从作品中消退的历史，那么福楼拜无疑是一个不可忽略的关键性人物。

　　也许会有同学提出这样的观点：既然小说都是虚构的，在作者与读者之间早就达成了一种默契，也就是说，读者在阅读小说之前早就预先接受了小说的虚构性这样一个事实，那么作者如何讲述这个故事（是客观化还是主观化的叙事）并不重要，重要的是作品能否打动读者，更何况，作者故意在作品中隐藏自己，并未完全放弃对读者的“引导”，只不过这种“引导”更为隐蔽、更为机巧。对一种修辞的放弃就必然意味着另一种修辞的确立，说到底，“客观化”也只能是一种修辞手段而已。我认为这种观点是很有意思的，也很合理。坦率地说，我也是从修辞学的角度来理解福楼拜文体变革的意义的。实际上，福楼拜将自己从叙事中隐藏起来，其目的只是为了更好地“显露”；对叙事视角进行限制，其目的正是为了让叙事获取更大的自由。

　　在全知视角的叙事中，作者与读者之间的交流是公开进行的（在古老的说书的场合，听众甚至还可以直接向讲述者提问，或者进行讨论）：作者讲述，读者阅读。但福楼拜不满足于这种公开的交流，因为交流的效果受到限制。他更喜欢一种暗中交流，也就是说，作者并不告诉读者自己的见解和倾向，而让读者通过阅读得出自己的结论，这样一来，读者与作者之间交流的疆域一下子就扩大了。

　　福楼拜的客观化叙事并没有完全放弃了自己“引导”读者的权利。因为从《包法利夫人》这个作品来看，作者本人的倾向、立场和意图仍然可以在阅读中被我们感觉到。另外我也不同意“纯客观”这样的说法。因为这个概念把一些本来很清楚的事实弄得一团糟。况且，《包法利夫人》并不是一个“纯客观”的作品，它与后来“新小说”的罗布－格里耶等人所谓的“物化小说”、“纯客观叙事”有着本质的不同（我也不是说罗布－格里耶的作品就一无是处，至少他的《嫉妒》相当不错），但罗布－格里耶把福楼拜在修辞上的一些趣向极端化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一个他本人也始料不及的问题：“非人格化叙事”也好，纯客观、物化叙事也好，作者又如何能做到这种“纯客观”呢？一个明显的事实是，作家写作当然不能离开语言文字这一工具，语言文字本来就是“文化”的产物，它既不“纯”，也非“物”，“纯客观”如何实现呢？它不是神话又是什么？后来罗布－格里耶干脆不写小说（据说最近他又从重操旧业），去搞电影了，因为他觉得摄影机更接近他的“物化”要求。在我看来，这仍然不能自圆其说。摄影机固然是物，但操纵摄影机的人当然也是“文化”的产物，他（她）有着自己的特殊的价值观和感情上的喜、憎、哀、乐，如何能够“纯客观”呢？

　　就《包法利夫人》而言，福楼拜的变革并未抛弃传统的叙事资源，也没有损害作品文体的和谐与完美，以及最为重要的，叙事分寸感。我们在以前曾说过像列夫·托尔斯泰这样的作家是不太可能轻易模仿的，他巨大的才华本身就是一个奇迹（茨威格说他比伟人还伟大），而福楼拜的身上更具有匠人的特点。毫无疑问，他是一个卓越的巧匠。《包法利夫人》是一部精心制作出来的杰作，自从问世以来，即成为“完美”的象征。福楼拜对语言和文体十分敏感，创作态度更是兢兢业业、一丝不苟，在《包法利夫人》这部作品中，作者并未随意处理任何一个细节和线索，力图做到尽善尽美。叙事的节奏，语言的分寸，速度和强度的安排都恰到好处，作品中的每一个人物的出场次序，在故事中占的比重，主要人物与次要人物的关系都符合特定的比例。比如说，爱玛首先与莱昂相遇，但在爱玛与莱昂的关系急剧升温的时候，作者却让他去了巴黎，莱昂离开后留下的巨大情感空缺使她飞蛾扑火地投入鲁道尔弗的怀抱，而当爱玛与鲁道尔弗的情感冷却之后，莱昂又从巴黎回来了。这样的安排不仅使情节的发展合情合理，而且叙事亦出现跌宕和变化，避免了平铺直叙的通病。再比如，子爵与瞎子在作品中都是象征性的人物，虽然着笔不多，但他们每次出现都会有特定的意味，似乎都预示着故事进程的某种微妙变化。爱玛的“失足”（她与鲁道尔弗坠入欲望的河流）在小说的故事中十分重要，但作者所挑选的地点既非鲁道尔弗的木屋，也非他们散步的树林和花园，而是别出心裁地安排在一次农业展览会的会议厅里。其间，鲁道尔弗对爱玛发动的语言攻势常常被大会主席的讲话所打断。虚伪的爱情誓言和表白与公牛、种子、奖章、粪池一类的话语完全并列在一起，作者未加任何说明。整个调情过程看上去既滑稽，又荒谬，而字里行间却到处弥漫着被压抑的、急不可待的欲火。不同类型话语的陈列所形成的张力使这个场景令人十分难忘。事实上，这也是我所读过的有关“调情”的最美妙的篇章。

　　关于语言，福楼拜在小说中有过这样一断描述：我们敲打语言的破铁锅，试图用它来感动天上的星星，其结果只能使狗熊跳舞。看来，福楼拜对语言有着特殊的敏感，对于语言在表述意义方面的巨大困难有着十分清醒的认识。由此我们可以了解，为什么福楼拜把语言的准确性看成是作者表述上的唯一使命；也可以理解作者对语词的甄别和取舍为什么会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有人将《包法利夫人》视为学习写作者的最好教科书，这样的评价并不过分。 评价一部伟大小说时最常用的语汇仍然是“这种一部伟大的史诗”。“